观念也还是得到了一定传播。“哲学”的名义这时也逐渐传播开来。除了黄遵宪1894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和一些报刊传播了“哲学”概念外，宋恕等维新思想家还对“哲学”这门新学科表现出格外的热情。1896年7月，他曾专门致信给日本友人冈千仞，详细了解日本哲学会和哲学学科发展的情形，拟在中国创办哲学会。至于进化论的引入对于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意义，谭嗣同的《仁学》在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等，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了。我们还可以提及传统教育学和语言学在戊戌时期的重要变革。以教育学而论，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师范教育、女学、现代体育等现代教育学说得到广泛绍介，并付诸实践；马建忠撰成《马氏文通》出版，被公认为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之开端，等等，凡此都可视为传统学术在戊戌时期实现现代转型之整体萌动的具体表现。
这一时期，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提出转型的要求，这或许值得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以往，一提及史学的转型，人们总要从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说起，这诚然不错。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史学革命”的思想，实际上孕育于戊戌时期。如果说，戊戌以前，一系列外国史地著作的编译出版，已经相当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人的世界眼光和域外知识，提高了其经世意识，那么从戊戌时期起，则已经开始有人以此为依据，沉痛地反思传统史学的不足，并由此萌生史学根本变革的观念了。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897年上半年，他在连载于《时务报》的《论译书》一文中，就曾比较中西史学之异同，而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并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24]同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中，他又训教学生：“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为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史学史学，岂不谬哉！”。[25]梁启超对中西史学的比较还太过简单化，对传统史学的否定太过情绪化，其所谓“重事”与“重政”等的中西史学分别也不尽妥当，但其改革传统史学的意识和目标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已构成其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源头。同梁启超相比，戊戌时期另一重视史学变革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则要显得稍为慎重些。他和其同道在《湘学报》上辟有“史学”专栏，并发表《史学论略》一文，提出通“中西之史”，“合中西之古以为鉴”的主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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