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仅如此，戊戌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包括道德和社会*学说在内的、整体性批判和反省传统学术与教育体制的强有力思潮——这或许可以直接称之为“‘学术转型’的自觉”。代表这种反省和批判深度的仍然是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他那句比较中西学术的名论——“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在《救亡决论》等文中，他进而痛陈传统学术往往“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即零碎而不成严密的系统，并强调指出：“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斄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誚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由此他明确表示：时局已决定了国人“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只要“从事西学之后，平心查理，然后知中国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他甚至还极为大胆地公开宣称儒家经书的“束缚”对于此种学术弊陋负有直接责任，主张从“根”上逐渐加以改革：“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或无敢为异同者则均也。……此其受病之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48]这种“反其本”而变的激烈言辞，实开日后全面反传统之论的先河。与五四时期傅斯年那篇著名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误谬》相比，此论只不过是仍文言其辞，用语上尚有顾忌而已，思路上几乎已然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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