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要求“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之精者，与中史参互研究可耳”。甚至强调：“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主张史学应探究和比较各国*发展得失，强弱存亡之本，做到“有君史又有民史”，学习西方，“以报馆为史馆”，把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无不记载其中。他还呼吁应将史馆视为“一国公有之权”，使史学“成为四民与知之业”，等等。[26]这些主张对待传统史学的变革态度较梁启超要相对平和，但同时与其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戊戌学人在知识和研究视野上一方面是更加专门化，另一方面则开始初步意识到“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来临。这一时期，在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已经将这种观念反复传导给中国士大夫。他在著名的《速兴新学条例》一文中郑重强调：“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逾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所究之格致算法诸学，遍地球之格致算法诸学也。集思广益，故能日起有功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明哲诸巨公，及今而犹不速加整顿，亘古著名之大国，将奈之何？”[27]这种学术视野的世界化之自觉，其实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容。只不过，当时中国学人的此种自觉还严重不足罢了。
（三）现代思维模式和治学方法的最初转变 戊戌维新时期，如何建立现代思维方式，已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的维新派主将们对这一工作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像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揭示科学方法并加以实践的最早的是康有为。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康有为在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后，对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依几何原理著《人类公理》和《公理书》，后来又著《实理公法全书》，从而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学观念。[28]康有为从几何学的公理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同样的“公理”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他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些公理在“夫妇门”、“礼仪门”、“刑法门”、“教义门”等方面的表现，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要符合科学的公理。由科学出发而不是从圣人教条出发，这是思维方式的一大变化。康有为在书中的论证方式也值得注意。他书中的每一个门类都分成“实理”、“公法”、“比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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