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强调的是，进化论的传入，最初对于中国学术的意义还表现在带给中国学者一种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宇宙视野”，使得中国学术在纵横双向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这一点是不能因为当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洞悉其认识论局限而加以漠视的。

（五）现代学术机制变革与建设的综合性起步    戊戌维新时期，现代学术机制的总体性建设也已起步。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成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在百日维新中，八股取士被正式宣布废除，书院改学堂之风初兴，各类新式学堂（包括女学）蓬勃兴办，这成为废除科举的一大关键步骤。科举制度的变革与废除削弱了传统学术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为“新学”最终战胜“旧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一些现代学术的关键制度也于此时诞生。它们包括：（1）现代高等教育机制。作为晚清学制改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机制一直在积极地探索着。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对于现代学术的建立作用十分巨大。现代大学制度作为现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它的建设与现代学术的建设是同步开展的；（2）现代出版及发表机制。戊戌时期是出版界的新旧交替时期，表现在传统官刻、坊刻、私刻的旧式出版体系的逐渐崩溃，而新式的民营出版机构纷纷涌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宣告成立。它的出现和发展，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另外，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新式出版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杜亚泉、蔡元培、高梦旦等都是现代学术建设中的重要人物。商务印书馆还是清末民初输入现代性西学、建设新学，引领知识人走向现代学术的绝对出版重镇。现代学术最为重要的发表机制之一——学报，在中国最早也是戊戌维新时期才出现的。1895年，由陈虬主持，浙江利济医学堂筹办了《利济学堂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校刊”。[43]（3）现代学会组织和学术交流机制。蓬勃兴起的各种学会组织，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从不曾有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它们与传统的文人结社有着本质区别。戊戌以前，传教士等在华西人曾创办过“益智会”等学会组织。但中国人自觉地呼吁并大量创办学会，还是在戊戌时期。此期出现的学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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