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新学”一词的流行，也未尝不可视为此种“学术转型”趋向自觉的一种反映。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转型后的学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而是中西会通的结果。这从戊戌时期不少以“新学”名目相标榜的丛书、报刊可知（最典型的如唐才常等著、江标评选的《新学分类文编》，1898年版，5册；1897年8月叶耀元等建立“新学会”，并创办《新学报》。1897年求志斋主人辑的《中西新学大全》等。）[49]可惜目前学界对此一时期大量流行的各类西学和新学丛书还缺乏专门集中的文化考察，否则对于戊戌时期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一定大有裨益。
实际上，戊戌时期，不仅中国学术开始了整体性的转型，整个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性转换。其学术各个领域之所以产生互动性的连锁反应，也就并不奇怪了。[50]
三、“学战”与戊戌思潮再认识：学术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他
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萌生一种整体性转型的态势，主要得之于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巨大民族危机意识的强力推动。这一危机意识包涵着两种无法回避的反省：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不足以振救民族，它必须改革；二是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得要领，与日本相比，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向日本师法。以往，人们整体上谈起戊戌思潮时，多重视其有关*体制变革的思想方面。实则，如果注意到戊戌维新运动领导者的复杂构成（至少应包括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在内），注意到1895-1898年通常所谓的“戊戌时期”的全时段，就会发现，戊戌时期其实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尚学”观念或思潮曾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构成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精英思潮的基础。该观念从重视学术出发，直接与教育体制的维新要求相关联，继而经由“西学”特别是西方“政学”的强调，去催发*制度的改革。虽然戊戌维新追求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变革，但“尚学”实与后来*体制的改革并立为戊戌思潮的两大支柱。以往，我们研究戊戌思潮的构成时，对“尚学”观念重视不够，这是需要加以补充揭示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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