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尓。”[36]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对此又作出具体的阐述。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类观同，道通为一。----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7]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予以检验的现代科学方法程序。严复将逻辑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介绍进来，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方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与后来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有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四）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根本理念初步确立 戊戌维新时期，自由、民主、科学（当时主要称“格致”）的概念已经并行提出，并受到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普遍重视，开始影响到整个学术文化变革。严复在分析它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时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38]又说：“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9]除此之外，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进化论，也于此期大规模传播开来。众所周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有关论文在这方面厥功甚伟。此前，进化论在中国虽也有零星传播，但几无影响。而此时，它不仅深入知识人的头脑，并且还与现代“文明”概念相挈而至，成为学术、文化和整个社会必须全面变革的理论基础。[40]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循环论、天命史观，是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正是在进化论、科学、民主价值和现代“文明”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学者逐渐开始了对传统学术的激烈批判，以及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全新的阐释，从而不断实现其转型目标，且这一过程始于戊戌时期。前文提及的梁启超戊戌时期即开始批判传统旧史学为“君史”，倡“民史”，并从经济学角度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唐才常强调史学必须“合中西之古以为鉴”，“详各国古时土番-----渐次消灭之理”等可为显例。[41]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唯物史观取得主导地位以前，进化论都是支配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历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在进化论的作用下，一种蔑古崇新的社会意识和风气蔚然兴起，这对西学的深化传播和学术转型也产生了复杂影响。此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常变常新、常新常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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