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按他的解释，“实理”代表事物的普遍规律，公法是由实理推断出的具体制度，而比例则是制度兴革的判断标准。这种论证方法，是一次方法论上的大胆革新。[29]维新派中热衷于“公理”讨论的还有谭嗣同。谭嗣同受《几何原本》的影响，推断出27条 “公理”，这些“公理”贯穿于《仁学》全书的始终。重视公理、公例的探讨，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他们还不免带有严重的机械论色彩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它却表明传统士人开始走出“宗经征圣”的思维模式，独立地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论介绍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首推严复。由于对西学有深入了解，严复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缺陷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并提出了系统的改进办法。对于逻辑学的译介是严复除进化论之外最为留意的一个领域，他把这作为变革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30]他后来在翻译《穆勒名学》之时，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31]严复对逻辑学的传播主要是戊戌以后的事情，但早在戊戌时期，他就重视对“名学”意义的阐发。在《原强》中，他强调“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32]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则告之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33]这里的“内导”和“外导”，就是归纳和演绎。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除了归纳和演绎，他又介绍了三段论，称之为“联珠”，强调它们“不是学者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34]1898年在通艺学堂，他还特别为人书写了《界说五例》，强调“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35]凡此，都可见其在戊戌时期对现代科学、严密的思维方式的建设，已予以了多么高度的重视。
除此之外，严复还大力提倡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天演论》中，他对西方先进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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