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此之前，鄂尔多斯地区已预备推行总甲、牌头制。乾隆八年（1743），理藩院尚书班第、总督庆复前去鄂尔多斯议定农牧分界线时，上报朝廷批准的几个建议之一就是关于设置总甲、牌头方面的，有档案记载其如下：

边外，种地民人中本地人约占六七分，外来者约占三四分，而良莠不齐，应立为总甲、牌头，专司稽查。责成该处官员，各将所属民人逐一稽考，择其善良者，每堡立牌头四员、总甲一员。遇有拖延地租、偷砍树木、毁坏坟墓和鄂博、争斗盗劫等案件及逃亡等事由不清者，由总甲、牌头上报，如牌头瞒报或牌头等过犯而总甲瞒报者，分别治罪该总甲、牌头。又立案上报该管官员，以备稽查。官员过犯者，上员已查出后即上报，视其所犯轻重记过。查验，出边种地民人日益繁多，如不设总甲、牌头似不能稽查，每堡设总甲一员、牌头四员。在翁金（ongyin？）之间居住者也一并稽查，设总甲、牌头。遇有民人中作奸犯科之人，牌头瞒报而总甲隐瞒者、总甲不出首或我等官员（指部郎、地方官等）拖延不上报者，查出后惩处和记过等事从班第等奏。该总督责成地方官择其善良者立为总甲、牌头。[35]

关于总甲、牌头设立的年代，《绥远省通志稿》载：“……雍正年间（1723-1735），始有编甲之法。合十户为一牌，设一牌长。合十牌为一甲，设一甲长。……”[36]可见，对比前两种文献所述乾隆八年（1743）和十三年（1748），在此之前的雍正年间就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设立总甲、牌头制之事。但是，雍正年间所设总甲、牌头管辖归绥道所属各厅境内之事务。而在鄂尔多斯寄民居住区设总甲、牌头应为乾隆八年班第、庆复上奏以后的事情了。

此外，从上述文献记载中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总甲、牌头和乡长[37]等机构由上至下为：同知、同判—乡长—总甲—牌头。从道光《榆林府志》中记有“村”、“乡”等机构来看，这种管理寄民或移民的机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地区和年代的变化时有增减和调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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