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于山东的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等反侵略团体，在历史上本来就和民间教门有多种形式的联系，它们在转入公开状态时，有的一开始就带有宗教结社的风貌，有的为了壮大声势而迅速地重新和教门相结合。这些组织在反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又彼此融合和混同。一八九九年下半年，活跃在鲁西北和直鲁交界地区的以神拳为主干的义和团，完成了各反侵略团体在风貌上的融合过程，形成了一套为以后各支义和团所共同尊奉的神秘主义活动方式。
神拳的风习浅陋，组织松散。清朝前、中期神拳几次暴动抗官，都由于迷信荒诞的“佛法护卫”、“刀枪不入”，不作组织和实力上的必要准备，因而随起随灭。然而，甲午战后人民群众从雨后春笋般滋生出来的、各种类型的反侵略组织中选择出神拳作为义和团的主干，又是由多方面的历史原因所促成的。第一，从反教会斗争到义和团初起时，具有神拳风习的秘密结社在华北流传较广，它们大多以贫农和游民为骨干而形成了流动性的斗争群，“易集易散”，“飘忽靡常”，有利于到处点燃反侵略的火种。第二，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不允许农民按照拳会的常规去习武练功，神拳自诩拳自神授，“男妇皆可学习”，符合文化落后的广大民众那种急迫的反侵略心理，故“神拳一教惑民最速”(《录副档》，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阮元等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四川总督锡良折。)。第三，神拳不仅有“神”和“术”，也有“说”和“号”，也就是朱红灯那一套诸神救劫的神教观念。义和团揭帖的诸神下降、“神力借人力”，和白莲教的星宿下凡，“借人的身体起事”一样，都是诸神救劫这一信仰的表征。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说来，这一套将人间的反抗呼声化为神符□语的说教，比拳会的“自卫身家”、团练的“守望相助”等平庸的口号要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以乡团为基础的义和团也纷纷以神拳自诩：直鲁交界的“练团”“设坛请神”（《庚子记事》第七九页）；京西马兰村乡团“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义和团》第四册，第一四八页）。参加义和团的地主阶级爱国分子，拿不出比神秘主义更高明的思想武器。)。“满地红灯夜烛天，小家儿女尽神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一四三页。)。原始落后的神拳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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