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西北真主当值了”,“要过太平年了”(孙敬:《义和团揭帖》,《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一七、一四页。)。
“诸神下降”和“扶保真主”,是民间宗教和接受了民间宗教影响的义和团借用神秘主义来表达*理想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观念。神佛临凡,解灾救劫是前提;“真主当值”,改朝换代是归宿。农民群众没有新的生产关系为依托,他们描绘不出比太平盛世更理想的社会境界。他们总是祈求高高在上的“太平真主”的出现。由“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三页。)。
白莲教起义和其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组织领导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领导核心的明显多元化。即使在同一个教门里,它的神学权威(佛祖化身的教主)和世俗权威(神佛护佑的“真主”)也常常是分立的。一八一三年天理教起事,坎卦教首林清号称弥勒佛和太白金星转世,拥震卦教首李文成做“大明天顺李真主”。教主和“真主”分庭抗礼,是天理教中宗支分散、实力各异和内部矛盾的反映。
由于民间宗教的组织松散,很多教首在起义时还没有李文成那种敢于自称“真主”的气魄,他们往往假托一个刘姓(“卯金刀”)或朱姓(“牛八”)为“真主”,在义旗上标出“灭满兴汉”、“反清复明”的印记。道、咸、同三朝,南方各省斋教的武装暴动连绵不断,一般教首都自称佛祖转世,扶助“牛八”,“复明灭清”。如咸丰四年,贵州桐梓县斋教杨凤起义,假托扶助“明裔江汉皇帝”,发出诏书宣布:“朕非徒复先王旧业,实为苍生除暴”,以“安民免粮”、废除苛捐杂税号召人心(《录副档》,咸丰四年杨凤起义文献。)。可见,民间宗教关于弥勒诸佛下降,辅佐真主“牛八”的信仰,实质上是反映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贫富之间的阶级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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