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们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劳动者和无业流民，他们都要求改变痛苦的生活境遇，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融合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同时，两种组织又各有长短，需要相互补充。白莲教“多深堂大宅，复轻财好施”，啯噜可“藉教匪家以藏身”(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而且“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因此，就有大批啯噜分子加入白莲教。而啯噜党内“皆年力精壮之无赖恶少”，操习技艺，劲悍善斗，“教匪因以起事，故麽啯鼠子啸呼而起，战阵技艺有如素习”(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因此，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吸收了大量啯噜分子加入起义队伍。嘉庆元年，徐添德在达州起兵，“招乡市游手无赖，遂至万人”，其中大多是啯噜子(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严如煜说：“自达州倡乱，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匪名矣”(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嘉庆五年，白莲教起义军蓝号冉天元等部入川西时，也吸收了大量战斗力甚强的啯噜子，队伍从三四千人很快扩大到五万余人(《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五七。)。
平时的合作交融、战时的并肩战斗，不能不在它们的组织形态上也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嘉庆以后，啯噜的组织开始设立山堂字号，“自分支派，不相溷淆”，内分红、黄、蓝、白、黑五旗(刘蓉：《复李制军书》，《新增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三。)。这种五旗制的分派，显然是从白莲教中效法而来的。而有些地方的白莲教（如湖南的青莲教），也开始举行拜台结盟的仪式(湖南新宁一带的青莲教，系由四川成都的王又名传授而来，“其法入教人出百五十钱，供会饭费，每招徒至三四十人，辄白昼野会累台，洒鸡血酒中，班饮设誓约，谓之拜台。”参见《宝庆府志》卷七，大政纪七；《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这可能是受了啯噜党结拜仪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天地会和白莲教之间的相互融合。嘉庆道光年间，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白莲教势力相会。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游民就愈来愈多，成为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生活，加入秘密会社如水赴壑，随处风靡。或加入会党，或投向教门，或既入会党又入教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除了传说的名目之外，当时出现了许多亦教（教门）亦会（会党）、非教非会的组织。就湖南一省而论，据当时的地方官奏报，“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大清文宗圣训》卷九十；《录副奏折》，咸丰元年礼科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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