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察它们的组织活动，那末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这一时期，湖南许多会党组织的活动，多带有教门的特色。我们前面提到的添弟、串子、青龙、白虎等会，“类皆踵白莲之余习，托免劫以为词”(刘啯：《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而教门组织的活动，又带有会党的特点。如湖南的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大清文宗圣训》卷九十。)。（2）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可以包含教和会两个不同的部分。如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就“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啯奏。)。（3）一个组织的头目，既有来自会党的，又有来自教门的。如湘鄂边界监利、沔阳交属之洪湖，哥弟会有廖士银等十二头目“半自粤馀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大清德宗实录》卷一三○。)。（4）有既入白莲教又拜天地会的。如道光年间董言台等先在江西湖南一带“入金丹教、礼敬无生老母，并邀诱多人结拜天地会”(《大清宣宗圣训》卷八十七。)。（5）还有人同时结拜或掌管几个组织的。如湖南浏阳县曾帼才“总理黄红白三教十五营”(刘啯：《擒获浏阳等县会匪惩办片》，《刘中丞奏稿》卷四。)；宁远县李春笼“结拜红白黄三会，伊称黄会头目”(《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四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湘乡县李世溃“食长斋”“学佛法”，“系来龙、四方、金龙、青龙、宝华、天宝等山首领”(《湘粤剿办哥老会文稿》，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以上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广大贫苦人民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纷纷投奔秘密结社的情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门与会党两大秘密结社系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错综局面。

　　不能认为，教门和会党之间的合作融和只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或者只是发生在湖南地区。实际上，在此前后，在湖南的邻近省份，多有类似的现象存在。例如，嘉庆七年，广东惠州永安县，就有白莲教与天地会联合攻城的事。《惠州府志》载：“官粤陇、赖东保倡乱于宽清溪，围攻邑城，……官为添弟会首，其众以红巾裹头为号；赖东保为白莲教匪首，其众以白布裹头为号”(《惠州府志》卷十八，页十七。)。嘉庆八年至十一年，江西省的贵溪、临川，福建省的邵武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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