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深，具有群体意义的民族觉醒也由此开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步上*舞台。他们鉴于堂堂中华帝国败于日本的惨痛教训，认为洋务自强绝不足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弱败的原因在于专制*的腐败，于是公开倡言民权，呼吁变法，发动了旨在变革君主专制*的戊戌维新运动。他们在提出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方案的同时，更把革新图治的希望寄托于地方*改革。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变法之前，他即与湖南维新人士倡办时务学堂与南学会，“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为主义”［③ａ］。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梁启超认为，“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进而提出湖南自保自立以后应当首在伸民权，重乡权，培养人民的*能力。而舒发乡权，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绅智，二是定权限。所谓开绅智，他主张通过学会进行培养，举“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集中于南学会，一切即将举办之新政，均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所谓定权限，他主张仿行西法，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这样，“绅智既开，权限亦定”，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①ｂ］ 

戊戌时期，参与湖南新政的其他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等，均多有地方自治的言论。湖南新政的主持人之一、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也是地方自治的积极倡导者。1898年2月，黄遵宪莅南学会演说，批评中国的官僚*，倡言“民治”，要求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②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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