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地方自治，是由地方新式资产阶级绅商人士自发倡办，并经地方官府认可的社会*活动。资产阶级绅商不仅是地方自治的热心倡办者，而且在地方自治团体中居于中坚地位。“这样，他们就造成了地方*上一种势力”［①ｅ］，并通过总工程局设置的议参两会，行使官方允许范围内的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力。这是上海新式绅商积极参与地方*、谋求社会进步的一种尝试，对于推动中国地方*革新和地方自治的发展起着典范作用。 

至于天津地方自治的举办与上海举办自治的特点有所不同，天津自治是在清朝地方官府直接督导之下、地方官绅参与的产物，这与时任直隶总督的官僚立宪派袁世凯的支持不无关系。由于其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其意义与本文题旨相左，故不拟深入讨论。 

1906年以后，在上海、天津率先举办自治的影响下，其他省区纷纷仿效。尤其是清廷迫于内外环境的压力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之后，又于1907年9月谕令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②ｅ］，各级官府相继依旨试办。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直接以研究并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约有30余个，筹办或试办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约有60余个（各省奉旨设立的自治总局不计）［③ｅ］。 

在清政府正式颁布各级自治章程之前，各地或由绅商自发倡办，或由官府督导推行，或由官绅协同举办，呈现一股兴办自治的热潮。但因缺乏统一部署，各地自立规约，名目不一，成效各异。对于这一新的社会动向，清政府曾饬令除直隶、天津可以照常办理外，其他地方应俟章程颁行后，再遵章办理。其目的在于防止社会的失控和离心倾向的增强，以便把地方自治纳入政府所敷设的轨道上来。 

三、1909年以后地方自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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