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上，国民义近公民。在此期间，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即有许多关于公民自治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地方*改革的理论意蕴。他们在设计君主立宪改革方案时，明确地把公民与自治两个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中，以中国之救亡图强为出发点，系统讨论公民自治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论点。他十分重视公民权利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认为地方自治是培养公民意识、实行民权的基础。梁启超在为康氏《公民自治篇》所作按语中也明确指出：“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也。”［⑥ｃ］他还认为，民权之强弱实赖于地方自治，故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⑦ｃ］ 

综上可知，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影响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迫于民族危亡，寻求救亡之道的*选择。清末地方自治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他们对于地方自治的鼓吹和宣传，具有启迪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推进中国*革新的进步作用，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代表立宪党人自身的特性，其地方自治思想方案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中国虽无地方自治之名，但有地方自治之实，把地方自治寄托于封建绅权的延伸和扩大，这不仅削弱了地方自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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