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极有心计的权术家，西太后唯一理解的东西是权力而非*。但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西太后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而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无疑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各项洋务事业虽遭清流派与顽固派的多方抨击与围攻而从未中断，洋务派虽声名狼藉，却始终位居要津。李鸿章对西太后的变革意向甚为注意并有所透露。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28日），他在致李宗羲的信中说：“廿二、三、六日，太后召见六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在一封致曾国荃的信中，又披露说，“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成规，不足振兴。”李宗羲和曾国荃均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李鸿章在给他们的私人信函中，尚不致于言不由衷作官样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西太后处理两件事情的方式：同文馆之争中，倭仁反对“奉夷人为师”的理由之一是“天下之士，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西太后顺水推舟，一方面着总理衙门在报考人员中认真考选，然后送入同文馆学习。另一方面令倭仁另保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择地设馆进行教学，与洋教习对垒竞争。侈口大言的倭仁一旦动真格，便无计可施，狼狈败下阵来。中法战争中，清流派慷慨激昂，全面抨击洋务派的军事外交决策。西太后遂将清流派的主将张佩纶派往第一线，出任会办福建海疆大臣，让他以德胜力，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大大不妙。西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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