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述手法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其倾向性也在不言之中。
和洋务运动的情形近似,甲午战争后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一开始亦得到西太后的赞同。
金梁《四朝轶闻》记述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因“慑于积威”,“事事请懿旨”,“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这说明对于光绪变法,西太后虽有告诫,但无反对之意。时任京官,与奕kuāng@②、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变法的反对派,他在《梦蕉亭杂记》中却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国还京。”这一说法显然也可作为西太后对待变法态度的佐证材料。
此外,西太后自己也曾作过表白。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她即对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1]“荀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2]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自我表白作不得数,但印证其它有关记载并结合当时变法实施情况,很难说西太后之言为虚诳。
支持变法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与赞助变法的西太后之所以一夜间变脸,转而镇压变法,其原因看来只能有二:
其一,维新派“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除掉西太后为急务,权势和地位受到直接威胁的西太后,“徒以利害切身”,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严厉镇压对她深怀敌意的维新派,摧毁力图摆脱傀儡地位的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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