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百日维新失于激烈,过于急进”[3],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以致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在满族贵族集团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压力下,西太后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出面纠正因急剧推行新法而导致的*失范。
如上两大基本原因,赋于戊戌政变复杂的意味,其间既包含保守势力对维新变法的抵拒,也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稳定大局、调整政策的需要。仅仅以反动、保守的概念去理解戊戌政变,似乎未能得其要谛。
然而,维新派虽然在戊戌维新期间卷入了帝党一派,百日维新的根本性目标却不在帝党的私利,而在解救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清朝统治集团利益相关的共同要求以及西太后最初支持变法的基本原因。正因为如此,西太后不仅不可能在戊戌政变后全盘否定戊戌维新,而且必须在“百日维新”的基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否则,她将处于与甲午战后的强大变革潮流相对抗的不利地位。作为有多年统治经验的西太后,是断断不会走出这一步的。
于是,在戊戌政变后屠杀、捕拿维新派的*恐怖气氛中,一道颇为重要的谕旨从深宫中发出:“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有建白,但期有稗时局,不得妄意揣摩,挟私攻讦。”[4]这里集中体现了西太后戊戌政变后的基本思路,也确立了清政府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对待维新变革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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