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深宫微服出走的西太后不仅威严丧尽，而且饱尝颠沛流离之苦。难堪痛楚之余，不能不引出西太后对基本国策的反思：“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斯渐图富强。”[6]虽然这一反省来得太迟，但其间包含的去陈图新的意向却是明显的。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上谕中尽管仍有“不易者三纲五常”一类老调，但真正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在此。首先，上谕明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职情形，参酌中西*，举凡朝章、国教、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明确指出*体制变革是此次变法的重点。其次，上谕批评洋务自强运动的变法模式“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表明了新政所求者将深于“皮毛”，直溯本源。与宣布“预约变法”相同时，西太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表示变法决心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7]无论西太后的决心是基于一种求生本能还是王朝自救意识，她的言论实质上否定了戊戌政变以来的基本国策，表现出对维新派变法思想和纲领的全面认同。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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