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即可仿行。”[12]在《江楚会奏变法三疏》中，张、刘二人又一致指出，西方国家的“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中国正可以此种行之有效的“政体学术”，“相我病症”。这些与维新派一脉相通的言论，既显示了时势转移传统的力量，也说明洋务派与维新派虽各立门户，彼此论争，但实为同根所生。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交替登场，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波浪式前进的重要动力因素。
三、实绩与困境
“江楚会奏三折”上奏后，西太后认为“事多可行”。朝廷下诏：“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13]
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清政府通过一系列政令，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其着重处在如下几方面：
军事改革 作为新政重要内容的军制改革，其要点在于编练新军。较之旧式湘淮勇营，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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