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庚子之变”震动的后期洋务派，远比统治阶层中的其他人物更为清醒地看到时局的危急和变革的紧迫性。早在西太后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之前，刘坤一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指出“新政势在必行”[10]。张之洞亦明确揭示说：“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法一策。”当新政揭开序幕，张、刘二人郑重以待。他们往返电商，并参考张骞、沈曾植、汤寿潜等人的意见，“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于光绪二十七年五、六月，联衔会奏《变通*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

“江楚会奏三疏”是刘、张二人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其大要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整顿变通中国成法为主，其要端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宦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第三疏论采用西法，其“切要易行者”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尽管刘坤一、张之洞一再声明他们的主张与维新派之“邪说谬论”“判然不同”，但“江楚会奏三疏”却不仅包容了自冯桂芬《校ｂīｎ＠③庐抗议》以来洋务派的改革意向，而且包含了改良派除民权、立宪之外的大部分主张。即使是对待西学、西政，刘、张二人的态度也有靠近维新派的重要变化。刘坤一在戊戌年“恶闻民权”，时隔三年，他变而承认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意美法良”，是西法最善者。只因“事多阻格”，中国“未能照行”[11]。张之洞曾于戊戌维新期间斥民权与议院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但在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刘坤一等8位封疆大吏的电文中他却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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