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的规范与约束，社会经济就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在中外炮战、商战中的屡屡失败，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停滞，使清朝统治者内部稍有*远见的人，开始感觉法律、法规等对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重要性。1901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联合奏折中提出了制订商律的主张，在刘、张等封疆大吏的影响下，光绪于1903年4月谕令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拟订商律，作为则例。9月，商部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快各类法规、条例的制定。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拟订的经济法律、法规、章程、则例、办法等，约有62项[7]。下面就几个重要的综合性、行业性法规的主要内容予以介绍，并分析这些法律章程对振兴实业所起的作用。
综合性法规以《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较为重要。1904年1月，《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获准颁行。《商人通例》共9条，规定了商人的身份、权利与经商规则。第6至8条，规定要有流水账，往来账，账目及贸易信件须保存10年等，这些是对商人经商最基本的要求。第3、4条则规定了商人的妻女，“能自主贸易者，均可为商”，如妻已改嫁，只要原夫“允准”，也“可为商”[8]。这些是有关商人继承权的规定，可以免去商人的后顾之忧，从而踊跃投资兴办实业。
《公司律》共11节131条，对公司的分类，创办呈报方法，股东的职责，董事、查账人的条件，董事、股东会议的召开，账目的结算，章程的修订，公司的停闭、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些不仅对商办公司的创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注意了对股东权利和商办公司的保护。如第17条规定，创办人不得私自隐匿非分利益，“以欺众股东”，否则一经查出，“追缴所得原数”，并予以惩罚。该律不仅对股东的管理权做了明确规定，还列明了股东的监督、控告权。如股东有议决重大事项的权利，有查阅公司账目、书函的权利，有“赴商部禀控核办”的权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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