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既以“因声求义”、“以意逆志”为说，又具一种大的气魄和胆识，他因此不限于纠旧注之失，一旦遇到扞格难通之处，便往往不惜改动经字。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古经师口授，但求大旨无乖，不斤斤于字句也”（19），而至于传写过程中致误和错简更是在所难免。对俞樾改经之举，后世学者可谓褒贬不一。不少学者以“好改经字”讥之，其弟子章太炎便不以其“好改经字”为然（20），再传弟子黄侃也以俞樾“随意破字”、“以己意疑经”（21）而无显证为失。俞樾本人则不以为然。他说：“郑康成笺《诗》注《礼》，皆有读为读曰之文，……后儒乃以好改经字病之。夫经字无可改读，将六书遂无假借乎？”（22）此为郑玄辩，亦即为自己辩。对俞樾的这一立场，后世学者中也有不少人持肯定态度。刘师培指出：“德清俞樾，以小学为纲，疏理群籍，恪宗高邮二王之学，援顺经文之词气，曲为理绎，喜更易传注，间以臆改本经，精者略与王氏符，虽说多凿空，然言必有验，迥异浮谈。”（23）刘氏此论，应该说是合乎实际的。梁启超对俞樾的两《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加以充分肯定，然对俞樾“好改经字”则未置一词。但他曾就高邮王氏之“改经文”评论说：“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迹相类而实大殊。”（24）大概他并不以俞樾改经为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钱玄同先生，他对俞樾的立场不仅充分肯定，而且大加提倡，他说：“俞氏以前诸师，不敢创汉唐所无之新说，尤不敢大胆疑经，而俞氏独不然，他是能冲决这个网罗的，……俞樾这种态度，实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25）钱氏的这一态度，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整个疑古学派。

以己意改经，并不始于俞樾，高邮王氏就曾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应该说，这一做法是皖派汉学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应有之义，俞樾仅仅是将这一治经态度进一步加以发挥而已。但另一方面，俞樾与乾嘉一辈学者相比，又确实存在一些差异。皖派汉学的开创者戴震，强调治学要“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凡未至“十分之见”者，皆不著于书，以免“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辩”。（26）俞樾治学则更强调“自得之见”（27），为说持一种“以疑存疑”的态度。可以说，正是这种治学态度使俞樾在以己意改经方面远远地走到了以往学者前面。愚意以为，这两种治学态度各有千秋，因为无论作者如何严谨，总要受其主观的学识、修养和思想立场的局限，自以为有“十分之见”的结论未必就绝对正确，而“疑则阙”则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贵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为乌有，后世学者因此便失去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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