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校释群经、诸子，能大处着眼、大胆疑经而又“言必有验”，这是他的优长所在，而这种优长是以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为基础的。

三

我们在肯定俞樾校释群经、诸子的优长和成就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他的局限和缺失。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俞樾治经的思想及其“因声求义”、“以意逆志”等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学术范畴，且对运用者的素质要求很高，非眼光敏锐、心思缜密而又品格方严的人不能从事于此。即便是这种人，亦不能不有许多局限，因此，违失之处实不可免。综观俞樾的校勘、训诂之作，违失之处亦实不少。若从思想、方法诸方面考察其致误之由，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过分依赖“因声求义”、“以意逆志”，用意过当而致误

此类多存于与《说文》、《尔雅》有关的文字学性质的著作中。大概“因声求义”、“以意逆志”之法运用于训释群经、诸子，往往能与文章体例、行文手法、上下文义和他书的引文相互参照，所以心思缜密如俞樾者，可以左右采获，证成其说；而对于字书，可供参稽的手段较少，若过于依赖此种手段，则易流于臆说，其结论可信度较低，失误亦较多。例如“衣”字，《说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俞樾认为：“一衣止覆一人，取象两人，殊不可晓”，因谓“衣”之本义当为“被”，又引《论语》郑注“寝衣，今被也”为证，认为“衣裳”之义为引申义，其后引申义行而本义夺，乃以“被”为“寝衣”以别之。他又进一步发挥其义，认为“二人者，或象夫妇。”并引“衣”字篆体象一男一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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