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的学术论著，开近代学术论证之风，与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丘札记》等零金碎玉式的札记之作相比，显然有所不同。再如阮元在其学术著作中，已经运用统计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归纳，具有类的观念和发展的观念，也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他在表述问题时所用的一些词汇，如“实学”、“西学”、“西法”等，也都是近代学者常用的词语概念。
(3)反对汉学的墨守与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的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扬州学派的学者，虽然吸收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和原则，但在乾嘉汉学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他们又大都受到汉学的拘守、狭隘和烦琐。因而，他们一方面突破传注，开拓研究领域，吸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另方面也对汉学端进行批评指责。由于扬州派学者多出身于汉学营垒，“入其垒，暴其恃，而见其瑕”，他们的批评，并非出于门户之见，比较切实。如焦循就曾写信给王引之说：“循尝怪为学之士，自考据名目”，而盲目泥古，“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许、郑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则失之伪”。因此，他决心“芟此考据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 [20]。而王引之在给焦循的复信中也深表赞同说：“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其是者，爽然自失”，王引之在此信中还批评惠栋信汉、佞汉的错误倾向，他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21]焦循、王引之通信中对汉学盲目泥古、自立门户的批评，并非个别扬州学者的一己之见，而是在汉学的弊端和危害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已在扬州学派中引起议论，并有共同的认识。比如阮元，他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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