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言词,虽不像焦循、王引之那样尖锐,但其同样主张:“儒者之治经,但求其是而已,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之例也。”[22]这些看法必然逐步打破汉学的门户之见,促使乾嘉汉学的分化。
扬州学派从对汉学弊端的认识中,进而痛切感到汉学已没落到禁锢思想,窒息学术发展的危害,如焦循所指出的“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他看到当时的学术已沦落成“投靠富贵有势力之家的奴仆,不能自立,以为之奴”,而受其凌者,“或又附之,则奴之奴也”。要发展学术,就必须打破这种局面。由于时代变化,扬州学派学者多具有发展变化思想,焦循尤其突出,他竭力反对形而上学的所谓“定论”,认为“井田封建,圣人所制也,而后世遂不可行,则圣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者。有定于此地,而不能定于彼地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人人者,此圣人为变之学也”。焦循关于《周易》的研究,便运用数理知识,说明宇宙万物都是经常变化的、发展的。进而又用发展变化的观点,阐明性理,指导治学。同样,这种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汪中、阮元等人的学术思想中,也有深浅不同的反映。这正是行将遽变的时代,在学术思想上的折射。
扬州学派的发展变化思想,运用于学术研究中,便主张创新务实,联系实际,经世致用。如汪中在论述自己的治学宗旨时说:“故尝推六经之旨,经合于世用,乃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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