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论封建社会的农民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3）］这个主宰就是皇帝。洪秀全在宣称地上的“咸妖”气数已尽，应由天父“皇上帝”取而代之的同时，将自己也变成了皇帝。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跳不出以不平等思想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坐天下的框框。革命胜利后，权势欲一膨胀，必然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已占皇位的要设法保位，传之万世；居皇帝之下的，则想龙袍加身。“天京事变”中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农民阶级分散、闭塞、自私、狭隘等弱点，并迁延到事变后首义最后两王：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矛盾展开。 

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全家惨遭韦昌辉杀害，内讧平息后，他忍辱负重，回京辅政，“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4）］。但洪秀全却消极吸取事变教训，忌恨石达开的威望，他处处设防，担忧石达开重蹈杨秀清覆辙。“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不仅独掌兵权，指挥作战全由自己作主，而且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出现了历史上拥兵自重的铁腕人物，以相权、兵权侵犯君权的结局。事变后，石达开声名大振，集相权、兵权于一身，当然成了洪秀全的眼中钉。同时，洪秀全认为事变之因，在于重用异姓王。于是，他封两个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从上层逐步夺去石达开权力，处处挟持他；又广封同族同宗的兄弟和亲属，从下面瓦解石达开的权力。湘军头目李续宾得到情报：“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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