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面对徒有提理朝政之名，实则权柄不归，被架空的局面，内心非常矛盾。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消极忍耐，直至遭到杀身之祸。这对于志向高远的石达开是不能容忍的，他已目睹自相残杀的惨局，不愿太平天国再次内讧，功败垂成。第二条路，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王。然而，石达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他的头脑中印满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在太平天国上层关系上，他既谦恭、礼让，屈居诸王之末；更严格遵循“君为臣纲”、“忠孝节义”这些传统的封建道德观。自接受了洪秀全中西合璧的一神教天命观后，始终将天王奉为君主，决不敢犯上作乱。第三条路，离开洪秀全，远征不归。这比较符合石达开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活动。他为了往后不受洪秀全牵制，打开新局面，在继续打太平天国旗号，尊天王为领袖的前提下，决心远离天京，沿途贴了布告：“……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6）］带走了太平天国的精锐20万之众。 

石达开的远征，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加速了它的失败，而且开始了他在流寇主义驱使下，走向大渡河覆灭的起点。 

石达开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之间，1859年7月又回师广西，进入云南、贵州，在西南多民族地区艰苦征战四年，完全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这期间，石达开与清军作战数百次，都是且败且走，疲于奔命，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考察其原因，又是犯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错误。 

首先，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石达开出走后，与天京失去了联系，为清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他带走的部队虽然通过“天京事变”，逐步认清了“皇上帝”的真面目，但石达开依然打着天王的旗帜，使自己难以建立绝对的权威。当行军作战中粮草供应顺利时，部下尚能听其指挥；反之，则思恋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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