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执意入川，并选择大渡河为进军路线，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之举。 

第一，石达开战略决策一再失误。远征军在近七年的流动作战中几度分化，从天京出来的部队所剩无几，沿途招募的新兵战斗力较弱。全军对远征四川缺乏信心，特别在第一次入川不利的情况下，部众更加意志消沉。同时，清军在四川境内与远征军较量后，加强了布防，只等石达开自投罗网。这时，石达开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民心，一意孤行，在战略上走错一步棋，以致全盘皆输。石达开贸然进入不熟悉地形的大渡河畔，在战术上又犯了致命的错误。部队开进途中，石达开“目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惧”，觉得这是深入绝地，曾打算回师宁远，再徐图成都，旋因部下力争：“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于是，石达开“决意冒险深入”［（9）］。于5月14日到了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东南、背后均是高山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从此陷入了难以回旋的死地。照理，自幼熟读兵书，又有多年战斗经验的石达开，不可能不懂“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10）］的常识。可惜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误入歧途。这里既反映了远征军在上下离心的情况下，已不耐烦重复行军，又表明石达开已陷入冒险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义的特征，即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与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进程和结局发生显著的影响。”［（11）］ 

第二，清军调兵遣将，严加防守大渡河天险。石达开入川后，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以逸待劳。四川总督骆秉章是太平军的劲敌。他于1861年5月统领湘军入川，先后剿灭了几股农民武装，造成了石达开孤立无援的态势。石达开一入险境，骆秉章深知“石逆凶狡多谋，一处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12）］遂与布政使刘蓉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部扼守大渡河北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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