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慌慌，风声无定。”［（13）］如果光从这条史料看，似乎远征军纪律很坏，引起了彝族的民愤。但我们应对《俞氏宗谱》作具体分析。西昌凉山地区文化极其落后、彝、藏、汉各族人民几乎都目不识丁，而宗谱一般是大地主才会有的，执笔者必然站在反动立场来污蔑太平军。事实上远征军是守纪律的，1935年红军长征到那儿，毛泽东等会见曾亲眼目睹石达开失败的老人时，他们十分怀念翼王部队，说远征军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那么，石达开为何争取不到彝民的支持呢？这是远征军受客观条件限制使然：其一，在时间上，清军沉着应战，赶在石达开之前收买了土司；远征军则日夜兼程，一心一意早日飞渡大渡河，无遐顾及争取彝民。其二，彝族地区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下，与外界几乎隔绝，不了解远征军的意图，且该地区长期的民族隔阂，使彝民对远征军敬而远之。其三，当地土司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和地方官僚狼狈为奸，以控制头人的“质彝制”（指头人必须服从土司，不然，将其子作人质关押）去统治彝民，对那些称为“娃子”的奴隶，操有生杀予夺大权。多年来，彝民的命运是由土司主宰的，既然土司已为清军收买，那么在土司管辖下的彝兵也只得助桀为虐了。如此，冒险入死地的石达开，自然不可能制定并实施可行的民族政策，以得到彝民的支持了。
第五，关键时刻，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石达开组织多次抢渡失败后，部队的给养全部断了，“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14）］，甚至“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15）］。为此，石达开被迫写信给王应元，愿以千两百金，两匹良马为酬，希望他罢兵让路；又向岭承恩提出同样的请示，均遭拒绝。相反，他们攻之愈急。又经几场血战，远征军突围至老鸦漩。这时部队虽从四万人降至八、九千人，若破釜沉舟，拼死向东南清军防守最薄弱的大树堡突围，还是有生的希望的。可是石达开见部下伤亡惨重，却失去了拼搏的精神，遂写信给骆秉章：“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达闻阁下信义昭著，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宥我将士，赦免杀戳，则达愿一人而自刨，全三军而投安。”对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叹道：“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15）］结果，骆秉章趁机指示参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投诚免死”大旗，诱捕了石达开和他五岁的儿子，以及三个宰辅，不久被杀害于成都。同时，清军、彝兵以火箭为号，残杀了放下武器的远征军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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