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建设。石达开远征军无论在进军江西、转战闽浙，还是围攻宝庆，回师广西，辗转入川途中，每攻下一城一地，既不进行反清的*宣传，狠狠打击地主阶级，也不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而是东奔西窜，连个休整的后方基地都没有。结果，那些地方的官僚地主在石达开离开后，势力迅速恢复，反攻倒算比以前更加凶猛。 

再次，不耐烦和群众一起作艰苦的斗争，只想跑到大城市去。他在远征过程中强攻坚城，打进去即享乐一番。当攻下江西南安府时，错误地决定了由湘入川，夺取成都，建立川西平原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有重兵把守，更兼有湘军策应。石达开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东南一带，却孤军远征四川，无疑是以卵击石。曾国藩对石达开的流寇主义必然失败有过预见，说他“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8）］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化变质，导致了内讧和石达开被逼远征。石达开劳师袭远，在*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必须要走向失败。而他突入四川后的个人决策失误，清军布防严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等偶然因素，加速了他的失败。因此，要探讨石达开大渡河覆灭的根本原因，首先要揭示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 

（二） 

1862年7月，石达开远征军沿湘黔边境北进，首入四川。斯时因清军已重兵把守四川各地，石达开屡攻各城不克，遂又折入云贵，准备待机再次入川。1863年5月，石达开“毕其功于一役”，又突入四川，渡过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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