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齐飞龙，试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这对联语最早出现在王大球的《张乐行传略》上，后被引用在《淮南时期的捻军》一文中，且辑入《淮南（时期）捻军史论丛》（注：《太平天国诗文钞》。）。罗文博、李东山据以辨伪的根据之一就是“龙”字为太平天国避讳字。因为太平天国力诫“浮文巧言”，为此曾专门颁布《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殿前忠诚贰天将李春发通令合朝内外书士官员诫浮文巧言宣谕》（注：《江淮论坛》1981年5期。），要求“各以凛遵”，说“龙颜、龙德”为妖魔字样。当然有人可能提出疑义，说如果真是天王所书则一定在咸丰六年以后不久，而宣谕至咸丰十一年才颁发，不足为凭。但据《删改诗韵诏》所说，避讳改正前代书籍尚可，追改诏书、联语又何尝不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据此判断有作伪的痕迹。
以上两例是在只有史料孤本时进行考校，但如果有两种以上版本而内容不相同，我们也可利用避讳加以抉择。如在罗色、沈祖基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有“会同并进”字样，但在别的抄本却是“会司并进”。书信所谈主要内容是军事行动，究竟哪个正确呢？粗略看来“会同”更加通顺些。但我们如果了解避讳制度，就会断定后者是原文，因为“司”字在太平天国乃是“师”字的避讳代字。
在特定的情况下，由于太平天国避讳的深度和广度，根据犯讳与否，甚至对解决历史疑案能起到重要的佐证作用。如关于历史上洪大全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以罗尔纲和简又文为代表的两大对立观点曾展开激烈争论（注：《太平天同文书汇编》卷二，第100页。），虽然最后由于周天爵原著的重见天日而暴露出清吏作伪的痕迹，使真相大白，但是可以说，即使没有周天爵的原著，利用避讳也能作出正伪判断。理由是，以赛尚阿为首的清吏为推卸责任，邀功请赏，也为了驳斥大臣陈坛“并无此人”（洪大全）的论断，在编纂《剿平粤匪方略》时收录了一篇所谓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于咸丰元年（1853年）三月三十日上奏的“原折”。有一段话是：“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政、洪大泉、冯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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