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不少人根据清朝官、私著作中的大量记载，都众口一辞说杨秀清“心计奸深”（《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第十一册一册第4页）；“奸谲异常”，“叵测奸心”；（《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5、46、289页）“谲诈多谋”；（《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5、46、289页）“权诈百出”，“诡计极多”；（《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四第355页）“最为狡猾”（《向荣奏稿》《太平天国》七第120页）等等，一口咬定杨秀清怀有“蓄意篡权夺位的个人野心”，利用“代天父传言”“搞阴谋诡计”，因而加以否定。对这种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根据当时历史的客观实际，人们不能不发问： 

太平天国革命尚处于酝酿的阶段，杨秀清在革命火种面临有被扑灭的危急关头和非常险恶的环境下，出于革命的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英勇无畏地主动承担领导革命的责任，对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有力反击，使革命转危为安。难道对此不应肯定而应否定吗？这是我不敢苟同者一。 

在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还是一个不合法的秘密的宗教团体，既无权可篡，又无位可夺，在白色恐怖下，甚至连脑袋都不知道能否保住。正如庚申十年的《幼主诏旨》所说：“东王舍命顶天，代世赎病，天大功劳”。（《幼主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13页 ）怎能颠倒是非，说杨秀清当时就蓄意图谋篡权夺位，假借天父下凡搞阴谋诡计呢？这是我不敢苟同者二。 

当时，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不仅给拜上帝会会众“留极深刻之印象”，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戴，而且在一八四九年七月洪秀全偕冯云山自广东花县返到紫荆山区，得到洪、冯的充分肯定。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载，“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杨秀清自觉地尊重洪秀全的领导，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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