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说，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制，促使湘淮地方实力集团的崛起。 

湘淮军地主武装集团的崛起，其主要推动力量显然是太平天国。湘淮集团崛起又从根本上削弱了清王朝“无与伦比”的中央集权，形成汉族地方督抚专权的“外重内轻”的*格局。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的五年中，湘淮军控制的地方督抚逐步增加，最后竟在全国8 个总督中控制了5个，15个巡抚中占了7个，比例分别为52.3％和46.7％〔10〕。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再加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搞洋务运动，“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11〕 

从思想上看，太平天国运动对后起的新的*力量影响更为深远。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曾说：“太平军一役，其可称之为良好结果者，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观此后1894、1895、1898、1900、1901、1904、 1905年种种事实之发生，足以证予言之不谬也”〔12〕。 历史证明容闳的这一判断是对的。在戊戌维新期间，金田起义常常被康有为等借来作为迫使光绪帝变法的力量，这是用反衬来促成变革。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是洪秀全建设“大同”世界的继承和发展。义和团运动期间，领导人张德成、曹福田曾以洪杨自居。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自称为“洪秀全第二”。他自觉接受太平天国的正面影响和因争权夺利分裂火拼的反面教训。“先生（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13〕他的旧三民主义中，“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对洪秀全“奉天讨胡”的继承，民生主义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迫贫者”的思想发展。至于民权主义，虽然是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但也总结了太平天国“大家想做皇帝”而发生内讧反面教训的结果。辛亥革命另一领导人黄兴，也是受太平天国影响参加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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