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逆我天父,逆天兄也,’”(《天父诗》,《太平天国》,第2册,第449页。此诗中“平在山”系桂平紫荆山区的鹏隘山,有人误解为半南鹏化山,失实。史书从无杨秀清到过鹏化山中“传言”的记载。)到了定都南京后,生活腐化,挥霍浪费,大兴土木,声色货利已是触目惊心了,仅黄金一项,杨秀清万两。“传言”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只不过是群众的精神泻药,当权者的精神补品。在“传言”中,杨秀清还用“天父开恩”“耶稣赎罪”一类教条强迫人们信奉,说:“天父下凡又几年,天兄护降苦同先,耶稣为尔救世主,尽心教导本仍然”。(《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1页。)就是要人们“修炼”成奴隶的心理、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愚昧无知的意志。
太平天国利用拜上帝教的宗教迷信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手段,“传言”在一定条件下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它通过上帝的世俗化来传授了农民阶级*上变革现实,翻身作主和经济上平分财富,摆脱贫困的革命要求,因而“传言”相对说来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感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产生号召力和*鼓动作用。但是,“传言”这种宗教迷信的利用,毫无例外地正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作为精神鸦片,在*上保留、巩固和扩大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它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由于在“传言”中无限地神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结果必然贬低和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扼*民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越到后来就越变成束缚群众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精神锁链,正如洪仁□指出的:“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妹祗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资政新编》,《太平天国史料》,第50页。)宗教神学对于革命和科学是不相容的,宗教迷信的形式终究有损于革命的内容,所以脱离群众、脱离现实,革命黯然失色等等现象合乎逻辑地发展了。“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非畜性就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对神靠得越近,对人民、现实和革命就背离越远。
其次,“传言”的宗教迷信,加强了专制独裁,加深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杨秀清“传言”是以天父自居,唯我独尊,独断独行,毫无忌惮的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结果不仅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人,而且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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