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扈，“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直至发展到凌驾洪秀全之上。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首领、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和太平天国的真主，他的最高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般说来，洪杨在太平天国中是兄弟关系，这种正常的关系是符合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的。但在“传言”的特殊情况下，杨秀清从人的地位提高到天父的地位，这样不仅在*上变*间的天王要听命于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正如李秀成在自述中批评的“君臣不别”，而且在拜上帝会中的兄弟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尊卑长幼也被颠倒了。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清方记载说：“夫古之叛逆，末路受制于臣下，纂夺者有之，缚献者有之，袭杀者有之，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荒唐儿戏，真蜂衙蚁队之不若。”（《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45页。）剔开诬蔑之词，倒说明当时已有人看出“传言”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恶劣影响。更严重的是“传言”造成太平天国*和宗教领导的二元化，从而围绕一些事关权力的重大问题，加剧了洪杨之间的明争暗斗，直至演成逼封万岁，互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最后，“传言”的神秘主义导致拜上帝会的上帝观归于破产。尽管杨秀清借用“传言”把自己抬到吓人的高度，随心所欲地企图左右形势，决定太平天国的前途和命运，但是，这种对自己的突出和神化，不仅是*上缺乏力量和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加深了自己与群众的隔绝，*上也更加软弱与孤立，要左右形势必然显得更为困难。最后，连天父的化身杨秀清自己也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斗争中成了牺牲品。这是对上帝的绝大讽刺！群众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转引罗尔纲等：《洪秀全论》，《江海学刊》，1963年第4期。）拜上帝教从此在人们信仰中引起怀疑、动摇直至破产，其严重后果比之领导集团的分裂和瓦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三）
杨秀清利用“传言”的宗教形式，当然不应该仅仅当作纯粹的个人的思想动机，它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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