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过去和现在有不少人把“传言”仅仅归结为杨秀清个人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米赫斯在《中国革命军概观》中就曾经说到“传言”：“其用意所在，乃为个人之权力及野心也。”（《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第917页。）近人简又文还进一步发挥说杨秀清“利用宗教以作为个人争权攘位之私图者，洪氏卒自食其作俑之恶果，而且终身受其挟制，且召亡国之大祸焉。此乃太平天国兴亡之大关键”。（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186页。）这种说法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显然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这种说法夸大了宗教的作用和个人的作用，掩盖了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列宁指出：“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9页。）
拜上帝会诞生在紫荆山的摇篮中，“屡有奇事发生”，主要是指受着魔教巫术的影响和冲击。史学界盛行的说法是杨秀清“传言”利用了浔州一带流行的“降憧”迷信（即鬼神附身以沟通人鬼的中间人）。这种年深日久支配着群众宗教感情和笼罩着社会生活的迷信形式，不同程度以不同名称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杨秀清“传言”的宗教形式受着“降憧”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问题在于在封建神权的统治下，浔州地区和其他各地一样儒道佛非常盛行，文武圣庙、神佩宫殿、佛祖庵寺以及城隍、阴间的坛堂随处皆是，多达百数十种以上。杨秀清为什么要利用“降憧”而不利用别的迷信形式来进行神道设教呢？“传言”的宗教形式是否仅仅是对“降憧”的利用还是有所不同、有所变化？如果说没有不同和变化，为什么一些天地会利用“降憧”却远不如“传言”那样发挥重大的影响呢？如果说是有不同和变化，表现又在哪里？根源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是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恩格斯指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资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第48页。）恩格斯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如下的一些原理：第一，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一成不变的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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