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性和集体性的色彩，后者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常常是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后者比前者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后，“降憧”所沟通的是一般的神灵，而不是最高的神灵。“传言”所沟通的是最高的神灵，而不是一般的神灵。所以，“降憧”和“传言”的神秘感也有一定的差别，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神秘感，表现了更大的神圣权能和产生更大的影响。由此可见，“传言”的社会基础、目的、内容、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降憧”的迷信形式，从而更适合拜上帝会的需要。那种忽视“传言”与“降憧”的区别和变化，把两者等同起来，实际上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的界线，从而妨碍了辩证地说明“传言”在太平天国的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利于对“传言”这种新的思想形式及其变化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为了说明“传言”宗教形式所引起的新变化的根源，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一些代表人物睁开眼睛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提出不分“此姓彼姓”、“此土彼土”、“此民彼民”，乃至不分此乡此省此国与彼乡彼县彼省彼国，提出了“量大福大”，克服“量小福小”，主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这就雄辩地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要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1页。）“传言”所传播的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独一真神皇上帝，正是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被抛弃，而主张“天下一家”的曲折反映。至于那些还暂时地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的农民，虽然未完全破产，但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随着剥削压迫的加重，他们的境遇也每况愈下，幻想破灭，传统的偶象再也不能保佑他们，因而同样会产生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危机。当时的民谣说：“打鼓求得雨，高山好开田；烧香保得佑，烧窑过大烟；食斋得得道，牛牯上西天；食烟（鸦片）食得饱，放屁好肥田”。（《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63页。）这是对鸦片侵略的揭露和对崇拜的怀疑，实际上是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联系起来加以抨击，这就是人民的觉醒、历史的涛声。而传统偶象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失灵了，“妖魔无能，不能保佑人，求其降雨，又不能降雨，拜之有何裨益？”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农夫是从经济观点上去看上帝的”。（斯大林：《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8页。） 所以当时农民转而对天国降临的新理想充满着憧憬和追求，对万知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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