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崇拜，对天父下凡救世救民寄以殷切的期待和信赖，“设立邪神其何能代上帝保佑人乎？”（《天理要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34页。）这也是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加之当时在缺药少医而瘟疾流行的情况下，对于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民来说，“传言杨秀清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符合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上帝下凡“救饥赎病”，便自然而然成为广大农民理想的化身了。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一再肯定“传言”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上帝真言亲教授，化醒世人理实真。……惟愿世人皆炼正，同享真福拜真神。”（《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第1册，第244页。）“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同下凡间证验福。父降东王，哥降西王，乃合世人食天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第2册，第683页。）都是把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不是孤立而是和享天福、食天禄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的，舍此就不可能理解“传言”的社会意义。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日益扩大，社会分工逐渐加细和复杂化。各行各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促使寻找创造能够保护各行各业利益的保护神。而众多的各种各样的新神都必须符合商品经济发展和统一的市场的要求，于是创造统一的最高的神灵及赋予其无限的社会职能的新神就应时而生了，“天父下凡大担当”，这样一个更加人格化、社会化和抽象化的全能上帝，又是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存在在神灵世界上的必然反映。
综上所述，杨秀清“传言”虽然受着“降憧”迷信的影响，但不是简单袭用和翻版。“传言”宗教形式的变化和根源是当时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变化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把它归结为杨秀清个人的思想动机是不科学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排除杨秀清个人的作用。根据史书记载：“杨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然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比别人多。”表明杨秀清对宣传上帝“真道”的热诚、坚毅和努力。“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与肖朝贵二人之言”。“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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