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宗教也不例外。所以，对宗教也象对每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一样，进行具体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要求。第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传统思想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每一种思想形式总是要吸收和继承一定的传统思想资料，这是客观的历史规律。第三，思想形式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决定的，所以它的源泉不应当在思想本身中去寻求。根据恩格斯指出的科学原理，正确认识“传言”的宗教形式及其变化的根源，纠正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农民，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信仰多神主义，这是封建剥削制度及其神权统治的产物，也是生产规模狭小和科学不发达，从而限制了人们眼界的结果，杨秀清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突破神权统治的羁轭，而是必然采取宗教迷信的思想形式，不得不受到传统思想的支配和影响，这是合乎逻辑的，甚至还可以这样说，由于吸收和继承了宗教迷信的思想形式，不仅符合当时农民的认识水平，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可以取得合法的外衣，有利于*上的自卫和组织上的发展。我们看到，洪秀全、冯云山在紫荆山狂热地开展倒神毁庙的活动时，不仅震惊了封建统治者，而且引起拜上帝会以外农民的反感，所以“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象，因各攻迫”，（《洪仁□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反映。而杨秀清利用“降憧”的形式，比之洪秀全、冯云山“独尊上帝、罢黜诸神”就顺利得多。同时还可以指出，紫荆山一带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统治鞭长莫及，孔孟之道的影响相对薄弱，而“降憧”这种虚幻、曲折、粗俗、武断的迷信形式，表现得更原始、更简单、更直接反映了这些被当时统治者嘲讽为“山野愚民”的要求，而表现出特别盛行和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和洪秀全、冯云山在珠江流域经济与文化比较发达，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控制比较牢固，以及洪冯本身是知识分子而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因而他们更多地利用儒家思想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这些思想形式上的差别正是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别联系在一起的。杨秀清“传言”不得不利用了“降憧”的迷信形式就是当地经济文化落后的“降憧”特别盛行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但是，把“传言”仅仅归结为对“降憧”的袭用，这种说法是不彻底的。“降憧”在拜上帝会看来是一种邪神和异端。难道杨秀清利用“降憧”迷信时，可以不顾拜上帝会“独尊上帝、罢黜诸神”宗旨，不理会当时拜上帝会已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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