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平均的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它之不能实行，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个理想国里，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无疑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当时的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所以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农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欢迎。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二十五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已有规模虽然很狭小但却久已存在的商品经济，回复到简单的自然经济不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也是当时的人民不可能接受的。由于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天朝田亩制度》的这些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卷12，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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