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完全信仰这个思想，他认为：“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太平天国史料》第89页。)否定在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神存在。然而，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较为薄弱的民族，多种宗教并存，民间信仰甚杂，有各种传统的宗教权威和偶象崇拜，上有如来、观音、玉皇，下有城隍、土地、阎王，还有孔孟、关岳、灶君、门神等等。因此，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形成西欧中世纪教会那样主宰一切的势力。洪秀全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借助于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权威，以打倒和扫荡人世间从神仙菩萨到皇帝孔夫子等一切权威。这是农民领袖的创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由于一味过分地强调上帝的独尊地位，强制推行一神论政策，这又与中国人崇拜多神的传统信仰大相径庭，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首先，在太平军内部强制推行拜上帝教，严禁信奉“邪教”。为了使人们信奉上帝，太平天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定凡不拜上帝者，拜一切邪神者，都是违反了“天条”，犯了“天条”，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处以极刑。把信教不信教、拜上帝与不拜上帝，看成是法律上犯罪与否的标准。洪秀全等人开始在广东传教，成效甚微，后来转入广西，靠冯的艰苦串联和发动，到1847年才有二千四百余名信徒。如果说，这二千余名“老兄弟”信奉上帝教的话（其实信仰并不坚定），那么，可以说此后那些在太平军进军过程中大量卷入的两湖三江的“新兄弟”则基本上不曾信仰上帝而仍然崇拜多神。他们被卷入起义的洪流，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和太平军打富济平的感召，而并非出于对拜上帝教教义的皈依。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的宗教专制政策，结果只能造成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不满，不利于内部团结。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排斥传统文化政策。由于太平天国接受了基督教，视上帝为独一真神，排斥偶象崇拜的这一观念，从而使其意识形态政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洪秀全等人1843年信仰上帝后，不仅“将塾中孔夫子牌位弃去”，而且将“书塾中之偶象尽行除去”，其中，既包括“馆中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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