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姑不置论;但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因而自认和西洋“番弟”尊奉同一天父上帝,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致使太平天国运动不可避免地潜蓄着以往农民战争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近代化趋向,却是不可改移的历史真实。主张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便是这种趋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各国之间相互隔绝,不通有无,是中世纪国家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打破相互隔绝封闭状态,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则是人类社会步入近代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实践说明,它在朝着这一方向开始起步。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酝酿时期,洪秀全即根据他所接受的某些基督教文化知识,认为上帝生养人类,“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因此世上各国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各国之间“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册,853—854页)。据此,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洪秀全已经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世界和国家观念,但却不能否认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有别于中世纪的对外开放思想。
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领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可说是洪秀全上述对外开放思想的逻辑展开。他们基于宗教信仰,把基督教国家的人都认作是兄弟姊妹,对“洋兄弟”一概怀有“好感”,欢迎所有“洋兄弟”前来“协助”太平军“歼灭妖敌”,或“经营商业”。不仅如此,他们还许诺推翻清王朝后,在“凛遵天令”、不出售“害人之物”的条件下,“万国皆通商”(《太平天国》第6册,903.904.907.909—910.911.917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0页。)。据极熟悉太平天国情况的英人呤唎说:“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13页)1860年,艾约瑟等则在访问苏州太平军的观感中这样写道:“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态度,显然属于极其友好的性质;他们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说‘我们同是敬拜天父,信奉同一个天兄,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发生分歧?他们似乎很想同外国人来往,并希望促进贸易关系。他们说,把十八行省开放通商,将使他们非常高兴。”(《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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