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论及要注意外交礼节，指出对外公文不可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轻污字样”，而应“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528页)，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和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实践中所显示出的近代化趋向，完全可以得到健康发展，而这种趋向又恰恰是从西方学来的。很显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向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如果说主张与各国平等友好往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便是“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那么，唯有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才算是符合“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吗？
二、顺应时代潮流的师夷长技主张与成就
中国近代社会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即有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大炮惊醒的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从此，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设法“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亦即使中国顺乎世界大势，实现自己的近代化，确乎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主流”。那么，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逆流而行”，舍弃西方优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新瓶装旧药”，只是学了西方的宗教呢？
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承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由下而上”、“以商带工”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洪秀全的“同意和赞赏”。既然如此，冯先生又何以会否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长技”，而认定是只学“西方的宗教”，“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呢？因为在冯先生看来，“经过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为了，所以《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首肯的。首先，要不要学西方“长技”，与学到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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