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佃启征田赋”把农民的租谷分为互不牵连的两部分，承担粮赋的那部分不再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而直接交给太平天国政权，这就使得传统的收租纳粮过程一分为二，互不相干。由于佃农已向太平天国交粮，地主收到地租与否并不影响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所以太平天国也就对佃农还租与否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从而给佃农造成一种印象：“认真租田当自产”（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一，第279、267、276页。），客观上助长了农民的抗租斗争。农民“窃利租不输业”（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太平天国》五，第436页。），对所征粮赋“踊跃完纳，速于平时，无敢抗欠”（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10页。）。

　　但是，作为一项应急性的政策，“着佃启征田赋”可以存在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施行。一个政权总要以某种所有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并用以安定和维持社会秩序，而所有制又决定着赋税制度。太平天国是自发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必然要复归传统的“输租纳粮”。如太仓，1860年“计亩造册，着佃收粮”（《太仓州志》卷14，《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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