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派官僚的议论，反映了他们抵制和反对维新变法的反动*态度，自不待言。而有些倾向变法的官僚，也几乎无例外地赞同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除前面所述外，这里还可举出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曾经推荐过康有为并相当积极地支持变法的徐致靖，在批注《采西学议》时写道：“西学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非惟采之，直将师之。我中国圣贤正谊明道之教，大本大原，乌可移易？由圣教以贯通时务，诚今日论学之要也。”兵部候补员外郎绍英对《善驭夷议》所发的议论是：“夫所谓自强者，自不外立学以兴贤，考艺以兴能，开源以致富，练兵以自强。之数者，国家固已次第举行矣。而其要尤以立学为本中之本，盖是数者，必皆出于学，而后可收日新月盛之效。而立学尤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讲中学者不得以词章、考据仍狃故常，讲西学者不得以影响皮毛漫矜新巧，务令体用一源，中西一贯。”御史冯锡仁批《采西学议》说：“采西法万不可涉及西教，如今之言平等者。”甚至象杨深秀、宋伯鲁这些以积极主张变法著称的人物，对当时被附会为设议院的“公黜陟”也评论说：“西国多行此法，然中国在今日变法之初，决不可用。盖士习帖括，通达时务者少，若用此法，诸多窒碍，必待学校兴而民智开，然后用之，方无流弊。”徐致靖、绍英等人的对“西学”的态度，基本上是和洋务派如出一辙，在解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他们只能跟在张之洞后面学舌，重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而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则虽然认为设议院、立宪法等资产阶级民主是“西国多行”之法，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在“变法之初，决不可用”。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为维新运动牺牲的人物。但从*思想上看，在要不要改革封建专制的*制度和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重要问题上，他们同康有为、梁启超等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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