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年，“西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中，日益发展起来，并得到光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提倡。于是那些骨子里仇视“西学”、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官僚，就抓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这句话，加以鼓吹赞美。怀塔布对《采西学议》的批语说：“西人*可学者多，然必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礼部右侍郎博邠的签注说：“此款所议，现在已奉旨设立学堂，各省亦次第举办，西学不难于讲求，而难采择。原议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各语，最为紧要关键。是采西学者，不过采用其语言文字、制造算法、声光化电、洋操各学，至于中国之根本，仍以伦常名教为主。”启秀认为：“今学堂之设，而为专采西学，然学术系乎人心，习其能而不可袭其俗。议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是为见道之言。”詹事府司经局洗马高赓恩的批语说：“此二语一篇要领，非有伦常名教，而求中国之富强不能也。而富强之术，亦要深明其本。”说来说去，无非是要竭力说明封建制度是改变不得的。

顽固派们尽管力图维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发出哀叹，但是他们却提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刑部尚书崇礼、左侍郎赵舒翘等人对《善驭夷议》的批语说：“合十数国之纵以构难中土，此千古邠局也。此议在三十年前，夷患尚不如今之甚。今则南北洋藩篱尽撤，凭凌要挟，无复情理，驭之更无善策。然攘外必先修内，诚能敬天法祖，尝胆卧薪，内外臣工，莫不振刷精神，力惩泄沓，内政既修，外患庶几少息。”他们在对付帝国主义“更无善策”之余，只好重覆那种“敬天法祖”、“攘外必先修内”的陈词烂调来自欺欺人。这些昏庸顽固的官僚，结成了一股极端反动的*势力。

第三类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官僚，在维新变法声浪高涨的*形势下，为表明自己懂得时务，拥护维新，也讲一些图“自强”、要“变通”、开“风气”、重“夷务”等空洞议论，但他们对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对“西学”的关键所在，却茫然不知，他们的思想实际上还停留在冯桂芬写《抗议》时的水平上。如国子监司业贻邠在签注《抗议》时就发出这样的评论：“外侮日迫，自强之念不可一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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