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之制洋器、采西学、善驭夷、重专对,为今第一要政,特非通达时务不足以资讲求。现在风气大开,之四者已为学堂所赅备,顾执事者力行如何耳!”他除了重复《抗议》的几篇重要议论的题目,称为“第一要政”,应该讲求等等这些空泛表态而外,对这些所谓“第一要政”的具体内容,简直没有讲出任何意见。类似贻邠这样的批语,在全部签注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三
从三百七十多人对《校邠庐抗议》的签注评论,可以看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孙家鼐在向光绪皇帝建议要各级官僚对《抗议》签注意见或评论时说:“皇上亦可借此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梁启超后来在光绪的“上谕”后面加的案语也说:“皇上命群臣签注之,盖此以验臣下之才识如何,并博采众论之意也。”(《戊戌变法》第2册,第40页。)可见这次签注《抗议》,实际上也是对“群臣”的一次*时事测验。三百七十多份形形色色的答卷,集中地表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多数的大小官僚思想极其腐败和落后。在冯桂芬撰成《抗议》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已有初步发展,“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到戊戌变法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武器的“西学”,已经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文字、声光化电,而主要是进化论、民权平等等社*学说了。但是,在《抗议》的签注和评论会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确触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跟得上这种时代的潮流。即或对维新变法表示支持的一些官僚,他们的思想比之三十多年以前的冯桂芬也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而有些人甚至连冯桂芬的水平也没有达到。多数官僚对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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