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因此如何“驭夷”，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刑部主事曾光岷对《善驭夷议》批道：“此条言驭夷之道，以泯猜嫌、布诚信为主，然此系调停缓兵之说，非长驾远驭之道也。臣查西人以兵立国，公法无凭，条约难恃，有法不感，有威乃畏。……今我国未能以兵自强，而以诚信结之，臣知其必不能也。所欲即与，有求即应，怀柔示之而不我德，无端而搜寻旧隙矣，无端而非礼苛责矣，欲壑难偿，地利有尽，自古无调停而能有国者。……臣故曰：驭夷之道，莫如强兵。”曾光岷的这种议论，反映了对帝国主义“以诚信结之”的“驭夷”政策的破产，主张对付“以兵立国”、“欲壑难偿”的帝国主义，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较之其他一些签注者赞赏冯桂芬以“诚信”为“驭夷之道”的迂腐之见，胜过一筹。

第二类是思想顽固、勉强应付。在他们的批语中，不少是言不由衷的表态，或者不痛不痒、不知所云地发些空论，什么“此条现已举行，勿庸再议”；“现在讲求洋务，此可勿庸再议”；“采西学现已谕令大学堂斟酌办理”，等等。也有人仅仅签了自己的名字，一字未写，干脆交了白卷。还有人虽然写了几条批语，但实际上却是对《抗议》的主张表示反对。如邠冈对《公黜陟议》这样批道：“庶僚会推；下位保举，流弊滋多，似不可行。考官学政，皆由公举等语，尤为窒碍。”徐承煜在签注《广取士议》说：“近来取士之法，屡奉明诏，实力讲求，无庸再议。夫取才不可不广，用人不可不严，且用舍之权，操之自上。冯桂芬谓‘荐举之权，宜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二语，即是民权说，实属谬妄。”他对《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又批：“上海同治年间立方言馆，现在奉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府州县均立学堂，其章程有学习各国语言文学专条，与冯桂芬所议相符，尤必须先教以尊君亲上之道，庶不致有楚才晋用之虑，全在经理其事者极力讲求，不徒袭取其皮毛，遂谓毕乃事也。”徐承煜等这些顽固派，是对封建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极力反对的，他们特别害怕提倡“民权”，其实冯桂芬在《广取士议》中所提出的主张，也根本不是什么“民权说”，不过是建议在“取士用人”问题上多注意一下社会舆论。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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