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妇女或视其为犬马或视之如花鸟，仅为男子掌中把玩之物，女子缠足正是为了满足男子欣赏病态美的好奇欲，不惜以摧残女子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缠足陋习源于五代，风行九百余年之久。缠足女子*后终日步履蹒跚，行走不便，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只得依附于男子，幽禁于闺门之中，隔绝于大千世界之外，驯服、软弱、自卑、屈从便成了女性的代名词。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也吹进了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有识之士对女子缠足群起而攻之。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于1853年曾下令“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以适应作战的需要。到戊戌维新时期，反缠足的呼声更加高涨，广东、湖南、北京、天津、上海纷纷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在上海组织“不缠足会”，提倡天足；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呼吁全国上下禁缠足，但均告失败。

　　严复从强健国民体质，救亡图强的角度宣传禁缠足。严复早年留学英国，见欧洲人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充分认识到“一国言强之效，而以其民手足体力为之基”，提倡“鼓民力”、健肢体。而当时中国对人民体质“害效最著”者乃鸦片的泛滥和妇女缠足二事，使中国“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陋习不除，“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2]严复将禁缠足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相联系，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严复认为女子缠足不是女子所乐为，肢体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否则“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1]妇女只有解放了双足，而后才能操练强身，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劳动力，“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使女子担负起强国富民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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